余南平：中国经济转型展望

    2011年新年刚至，始于突尼斯街头的一次平民与警察的冲突迅速演变成为席卷中东及非洲地区的政治风暴。今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一动荡局势会给我国经济转型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又给我们的转型发展带了什么启示？3月3日，经济学家余南平教授做客华东师大MBA教育中心，和MBA学子一起就这一话题，分享他的观点。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社会管理体制的适度改革。从体制上说，中东这些国家的宏观数据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原有的社会体制和现有经济的发展产生的矛盾。以埃及为例，为何会出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新一代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原有的管理体制的矛盾。埃及14岁至29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65%。这些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却没有很好的就业机会，不少人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另外，这批年轻人只有1%的人加入政党。大多数年轻人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参与社会决策，久而久之，他们的声音被遮蔽。他们要求更好的机会、更公平的竞争。中东不少国家，由于整个产业结构并比较单一，国家经济没有达到均值性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往城市聚集，城市又提供不了那么多工作。不少行业是垄断性收入，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导致贫富差距增大。这样的社会丧失了公平性，使年轻人反抗。”

    “如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明显加快，社会透明度也在不断提高。尽管目前我们经济增长还不错，但现在也正处于社会各种问题累积的爆发阶段，要想转型，首先要保证社会稳定，因而要对原有的管理体制进行适度改革，对垄断行业的管理以及对运营的监管要加强，否则会产生特别负面的社会效应。一定要阻挡公权力给私人创造提高收入的途径。”

    余南平教授指出，中东局势能否控制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对我国的稳定发展会有着深远影响。他认为，如果油价飙升，我国转型的压力是巨大的。“如果成本全面上升，带来螺旋通胀，对企业转型的负面影响将很大。在转型期间，央行需要跟各种因素的通胀作斗争。最恐怖的通胀是加工资加出来的通胀。”

    就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等问题，余南平教授表示：“创新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个难题。中国模式搞一个项目的攻关可以，全民体制搞创新则有难度。这一方面，跟国家政体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有关；另一方面，则跟中国文化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里是否有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是否有对社会实体的尊重？创新面临着文化缺失性问题。而现在恰恰需要的是产业集群创新，光靠国家政策是覆盖不过来的。”